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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中国｜黄友义：跨越文化鸿沟，讲好中国故事
加入时间：2022/12/6 10:55:54 　　来源: 外文出版社 
 编者按：《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作者黄友义，中国著名翻译家，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曾任国际翻译家联盟第一副主席，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本书是作者40多年来国际传播实践和理论智慧的结晶，凝聚了作者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心得与思考。作者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党政文献和重大活动的对外翻译工作，这部著作从“对外翻译与出版”“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翻译人才与教育”“翻译行业建设”等方面全面记录和再现了对外翻译工作在国际传播和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意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传播和对外翻译事业发展进步的见证与呈现，也是老一辈翻译家毕生致力于向世界说明可信、可爱、可敬中国的生动记录。

今天要与读者分享的是著作中关于如何跨越中外文化鸿沟、讲好中国故事的经验总结。

西方人介绍他们的基督教文化，阿拉伯国家介绍伊斯兰文化，其实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最值得向外介绍。如今，中国在国外有各种传播渠道，但是存在着不会说的现象，导致说出来以后效果不好，甚至可能产生反效果。我们迫切需要提高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和艺术。面对不同的国际受众，我们要讲述他们能够听懂，愿意听的中国故事，做到第一敢说，第二会说，这是我们需要在文化方面弥补的本领。


“雄安”英文怎么翻译

2019年一本关于雄安的图书，封面上的英文书名把雄安的地名翻译成 Male Safety，被网友当作笑话转发。有关部门发现后，觉得翻译事关重大，专门选出一百多条中国各大经济项目的关键术语，翻译界各个部门都参与进来，经过几番商讨，最后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定稿，大家才有了标准译法可以遵循。

顺便介绍一下雄安的地名到底应该怎么翻译。如果按照汉语拼音，就是 Xiongan，但是外国人一般不能正确发出这两个音。如果加上一撇，写成 Xiong’an，外国人就容易准确发音了。有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加上一撇破坏了汉语拼音的规则。但是考虑到我们是翻译给外国人看的，让他们认识雄安，首先要让他们能够说出雄安这个地名，那这一撇就十分重要。


《一九八四》到底讲了什么

我建议大家读一读《一九八四》这本书。作者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这是他的笔名，真名是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20 世纪 40年代在 BBC 工作，属于思想比较进步的编辑。他讨厌BBC 造谣、编造假消息和管理层听不进基层的意见，就萌发了一个想法，写一本讽刺小说。但如果让别人看出他是在讽刺 BBC，他将失去他的工作。因此他换了一种语言，把这个场景描绘成他心里向往的一个国家——苏联。

这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是回忆录，也不是政论著作。这本书作者本意是借用苏联的语言来批判西方，他所揭露的是西方新闻机构的虚伪和西方资本的顽固统治。那时二战结束不久，逐渐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双方都希望用一些文化作品来揭露对方，宣传自己。这部本来是要讽刺西方的小说却让西方捡了一个大便宜。既然书里使用的是苏联式的语言，似乎描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将计就计，立即将其翻译成 20 多个语种，发行数百万册，还拍了一部同名的电影。

从宣传技巧上看，西方做得很专业。令人悲哀的是，这本书的语言实际上构成了冷战以后西方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体系。如果我们与外国人沟通时，不了解西方话语体系的背景，滔滔不绝地讲我们习惯说的话，外国受众很容易就跟这本书描述的情况挂上了钩。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部部长王蒙受邀到伦敦，到那里召开的国际出版家大会上作主题演讲。他作完报告后，英国主流媒体集体采访他。《泰晤士报》记者首先发问，说：“王蒙先生，你是作家，同时你又是中共中央委员，还是文化部部长，担负管理职责。我的问题是，中国有出版自由吗？”如果他简单地回答“有”，就掉进了对方设置的陷阱，记者紧接着会问早已准备好的第二个问题：某人的书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版？

王蒙先生智慧超人，善于在国际场合维护国家形象。当年西方出版《一九八四》是将计就计，借进步人士揭露西方社会的书来诬蔑社会主义。王蒙部长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机智地回答说：“《一九八四》在中国出版了。”我在现场当翻译，眼见《泰晤士报》记者一下子愣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九八四》可以在中国出版。在他眼里，这种书籍中国是绝对不能允许出版的。王蒙的巧妙回答打乱了记者的计划，令其无以言对。所以他马上说：“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这本书里，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很多词汇都有了特定的含义，因此要跟外国人打交道，需要把这本书读透。看懂这本书，就了解了什么是西方话语体系，就能在话语体系上做到知己知彼。顺便说一下，这本书国内市场上中、英文版都有。中文有四个版本，建议看董乐山先生翻译的那个版本，他有个译后感，把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介绍得很清楚。


好的海外形象如何树立

这些年人们经常提到公共外交，这个概念是美国人 20 世纪 50 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共外交过去是以政府为主，现在变成以企业为主。比如有美国人提出，所有旅行社在把游客送到国外旅游之前，应该给他们每人分发一个小册子或者就是一页纸，提醒他们目的国的文化特色。这样游客到了国外就知道，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以此树立自己国家的良好形象。

世界上从事旅游业的很多人都觉得日本游客在国外形象比较好。我们国家往海外派人、办公司，应该增加多种形式的培训，哪怕不是面对面的培训，哪怕仅是通过一张纸或者一条手机短信，让公民知道目的国的文化和法律环境，知道该怎样尊重对方，展示我们的文化底蕴，维护我国的声誉，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


公共外交谁来做

每一个普通百姓都要做公共外交。外国人到了首都机场，出租车司机就代表着北京给他的第一印象。司机是什么形象，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什么。同样，海外中国企业和中国游客的所作所为，都在不知不觉地讲述着中国故事。

很多地方政府制作形象宣传片，我们中国人看了觉得非常美，但是做外宣不是中国人说好就算好，还要请外国专家一起看。比如西湖细雨蒙蒙，古诗说浓妆淡抹总相宜。中国人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意境美，看了肯定想去，但是有些欧洲人却说不想去，因为没有阳光。我们很多地方拍的形象宣传片都是淑女从月亮门里款款而出，缓缓迈步，呈现无限中国文化之美。西方游客需要的是什么呢？阳光明媚，动作利落。西方人的喜好从可口可乐广告中可见一斑，其特点是节奏快、阳光足。

我们做纪录片和宣传片用于对外传播，就要考虑当地受众喜欢哪一种方式，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我们眼里的美，他们一定也会喜欢，可事实往往并不是这样的。